中国人口于2022年进入自然负增长。这种人口变化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有哪些挑战？应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问题？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加速，将如何实现“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3月3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的第18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就其新著《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发表主题演讲。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关于如何看待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替代的采访提问时，蔡昉表示，过去谈技术进步主要指资本替代劳动力，这需要一个过程。如果速度太快会带来资本劳动比提高，造成资本回报率下降，因此技术不会过快地替代劳动力。然而当前AI等新技术的发展速度超乎意料，蔡昉认为，AI在劳动力替代方面的速度和表现确实需要警惕。
蔡昉也指出，索洛悖论所阐释的情况长期存在——技术进步看似提高了生产率，但实际生产率不一定会提高，因为在某些领域技术替代了人，从而导致这些劳动力回到了低生产率的部门。与此同时，新发展理念下的社会进步是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进步既能替代劳动力要素，同时也要与劳动力要素相互配合，因此人力资本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蔡昉还谈到了当前AI等新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近期，马斯克等千名科技人士发公开信建议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当前需要将伦理问题、发展方向等问题想清楚。
“既然我们看不清楚它，就不能把宝都压在它身上。我们必须有多选几种的可能性，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通过改革获得改革红利。”蔡昉称。
当前中国人口年龄分布呈现“纺锤形”，如果时间继续推移的话，是否会出现倒“金字塔”形？远期又会呈现怎样的状态？
蔡昉回应道，当前还没有确定的推测模型和结论，但可以预测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育龄妇女人数已经极少，无论如何都无法补偿负增长，那么社会生育率还会持续降低，人口也会越来越少。另一种情况是，当社会发展到极高程度，性别高度平等的时候，生育率也有可能发生回升，至少不会继续下降了。因此，我国要通过福利国家建设，让人人享有基本和充分的公共服务，这也有可能逆转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的趋势。
中国社会“未富先老”，人口负增长“不期而至”
今年（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亿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这也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蔡昉表示，1961年我国因严重自然灾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与2022年的人口负增长并不具有可比性。上一次的负增长是短期的，没有改变人口长期快速增长的趋势，而这一次的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负增长时代。
2021年我国老龄化率已达到14.2%，进入到了老龄社会阶段。蔡昉预计，我国老龄化率很可能在2030年左右超过21%，进入超老社会，而到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率或将达到27%。
蔡昉表示，我国人口发展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中国社会“未富先老”与人口负增长“不期而至”两方面。
过去两年，中国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仿，均为12000多美元。中国来到了从中等收入国家毕业的临界点。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人口金字塔显示的人口年龄结构有显著差异，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要高得多，这导致了中国社会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蔡昉表示，相比于经济发展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负增长时点来得早，加大了应对难度。
除此之外，几乎此前所有的人口预测，甚至2020年联合国预测，都未能准确指出中国人口峰值及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以致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准备不足，不利于及时对路和有效的政策应对。人口负增长成了出乎意料的“不期而至”。
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然而国际预测显示，去年或今年，印度人口总量将超越中国。对此，蔡昉谈道：“我们正经历从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到世界老年人口第一大国的转变，而且我国世界第一的老年人口规模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但如果用好了人口规模，（包括）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老年人口规模，其实它是可以带来红利和发展机会的。”
人口负增长无涉好坏判断，无需在乐观或悲观间简单选边站
该如何看待我国人口负增长呢？蔡昉分享了他的几点看法。
首先，人口负增长无涉“好”“坏”判断。因为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降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各国都会经历。纵观历史，人类发展指数与生育率呈反向变化关系。具体到中国的情况，虽然具有一定“未富先老”的特征，但中国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负增长总体而言水到渠成，无需在乐观或悲观之间简单选边站。
其次，人口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会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速。蔡昉指出，人口正增长、零增长还是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方向上南辕北辙，在程度上天壤之别。
我国自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近十多年来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阶段。即便如此，我国目前仍然拥有14亿人口总量，9亿多劳动年龄人口，是非常庞大的体量。蔡昉谈道，如果仅仅把人口红利归结为劳动力丰富，这降低了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会弱化我们的预测能力。增量负面变化带来严峻挑战，总量规模状况提供有利机遇。
再者，有人提出劳动力质量替代数量，以及机器人可替代人，包括ChatGPT可以提高生产率。蔡昉表示，这些无疑全部正确，但挑战在于这些可能性都存在的同时出现人口负增长。他指出，关注人口负增长并非耸人听闻，而在于提醒加快改变其他条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最后，蔡昉认为，人口负增长虽然增加了挑战，但我国人口结构尚存潜力，人口总量创造了机遇。虽然人口负增长、老龄化、抚养比增量变化不利，但是中国人口占世界17.9%，居民消费仅占12.8%，缩小这个差距可增加消费总支出39.4%。与此同时，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23%，高收入国家仅为3%，如果转移出10个百分点，非农就业可增加7800万人。
人口新趋势或降低潜在增长率，有改革红利可以挖掘
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对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蔡昉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分析了人口负增长可能带来的影响。
对供给侧带来的冲击，体现在降低潜在增长率上。由于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将放慢，投资回报率会下降，生产率改善空间缩小，因此，潜在增长率将低于此前预测。然而，蔡昉认为，即使受人口负增长影响而降低，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仍然不妨碍达到2035目标，何况还有改革红利可以挖掘。
对需求侧带来的冲击，体现在人口新趋势抑制消费，消费成了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因素。由于年龄结构效应，消费力和消费倾向会随年龄增长而降低。而如果经济增长减速，收入增速放缓也会影响消费支出。此外，在收入分配效应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会导致部分人的消费无法实现。上述这些因素都可能潜在导致增长缺口。
谈及人口负增长对于社会领域带来的挑战，蔡昉认为主要集中在人口抚养比显著上升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极低等方面。
他谈道，随着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更高的人口抚养比，这可能损害“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承受能力和可持续性。可以看到，高龄老年人在身体和精神上的照顾需求将越来越强烈，而当前软件和硬件都准备不足。
此外，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极低，年龄越大人力资本越低特征，使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低，延迟退休难度大。这也导致了老年人靠自身弥补收入不足能力弱，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少，不利于身心健康，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能力不足。
建议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在供需两侧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谈及应对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机会窗口，蔡昉给出了多条建议。
首先，建议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将当前的9年义务制教育延长到14年，即将义务教育年龄拓展至4-18岁。这是继普及义务教育和高等院校扩招后，提高人力资本的最有效手段。
当前，得益于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份额不断降低，同时我国经济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因此，公共教育支出比例即便保持在GDP约4%的水平，到2035年之前，公共教育支出能力也会得以提高，义务教育负担率（4-18岁与19-64岁人口比率）也会快速下降。
其次，要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潜力。与参照国家相比和农业增加值比重相比，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仍然异乎寻常地大。劳动力转移可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同时通过产业间、地区间资源重新配置，使得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再者，需要在供需两侧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可释放劳动力供给、生产率提高、居民消费扩大等领域的改革红利。一方面，总量导致的增量不足可以靠结构调整解决，最终有20%的劳动力供给潜力。另一方面，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方面尚有进步空间。此外，稳定就业和收入，基本公共服务扩大新市民消费，将会带来接近30%的增长潜力。
最后，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要进行更大力度的再分配。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要推动城镇低收入家庭特别是新市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还要使税收和社保制度更具有累进性，避免马太效应。
